說來慚愧，當天晚上，那個銷售總監被小吳灌成了胃出血，在醫院裡躺了倆禮拜纔出來。

到最後，那傢伙還是因爲自己的一系列騷操作，沒能成功通過試用期，被品牌公司掃地出門了。

所以啊，咱做人做事還是得多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想想，知彼解己，將心比心，也許很多矛盾就會迎刃而解。

如果像那個總監一樣，好大喜功，心胸狹窄，自然不會有太好的結果。

說到將心比心，我又想到一個故事。

相較於剛纔的那個故事而言，我馬上要帶給大家的這個故事，算是溫馨了不少。

我想將它起名爲——體諒。

說起來，這也是2011年的事兒了。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，正是因爲那年夏天，我從大學裡畢業，正式成爲了一枚社畜。

由於當年是在浦東讀的大學，所以大四實習的時候，我爲了圖方便，就在張江高科找了一份實習工作。可沒想到，因爲工作表現出色，我居然在40選1的實習生中成了那個“1”，被公司給留了下來。

雖然在年少輕狂的時候，這事兒確實是值得好好炫耀炫耀的，但當我大學畢業住回寶山之後，這才知道遠距離上班的苦。

寶山和張江高科的距離實在太遠，我每天單單是花在坐地鐵和換乘上的時間，就得將近五個小時。這是個什麼概念？放到現在，五個小時夠我上海到常州開一個來回了！早出晚歸的生活，讓我根本沒有時間自己做飯，所以一日三餐，基本只能在外邊解決。

不知道有多少上海的70、80後還記得，我們小時候，有一種念念不忘的美食，叫做柴爿餛飩：路邊的板車上，六個砂鍋呈兩排擺放。砂鍋裡裝着一個個晶瑩剔透的大餛飩，底下用柴爿作爲燃料生着火，加一點蛋皮，加一點蔥花，再來上幾滴香油，撒一點鮮辣粉，就成了一碗鮮香撲鼻的柴爿餛飩。有些小販還會加入一些紫菜和蝦皮，讓湯底的鮮味更上一層樓。

這真真正正地冒着煙火氣的小攤頭，成了童年揮之不去的記憶。

而主人公之一的錢阿婆，正是這樣一位每天晚上推着板車，跑到三號線旁的天橋下面擺攤的柴爿餛飩經營者。那六口外壁燒得漆黑了的砂鍋，陪她見證了三號線的從無到有，見證了城市的日新月異。

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晚上，當我初次走下站臺、聞到那股久違的香氣時，我的身體便不自覺地追隨着它走了過去。如果要把那個場景更具象化一些，不妨想象一下動畫片《貓和老鼠》裡，Jerry聞到香味飄起來的片段。

雖然，由於時代的變遷，原本的鐵竈臺換成了不鏽鋼的，燃料也變成了煤氣罐，但這並不妨礙我坐到板車旁的塑料方凳上，就着周圍卡車駛過時散發出的濃重尾氣，品嚐那屬於我們上海小囡的獨特味道。

一碗熱氣騰騰的柴爿餛飩下肚，我早已熱得汗流浹背。儘管T恤都被汗水黏在了身體上，我還是大呼過癮。從那一天起，我便隔三岔五，跑到錢阿婆的小攤上去吃上一碗餛飩，從夏天一直吃到了冬天。

而錢阿婆也像個上了發條的鬧鐘似得，每天晚上七點出攤，一直幹到凌晨一點，雷打不動，風雨無阻。即使有時候下着瓢潑大雨，她也會在板車上插上一柄印着廣告的大遮陽傘，讓我們直接站在傘下，俯下身子半趴在竈臺上吃餛飩。

當時的天橋下，除了錢阿婆的餛飩攤以外，還有一個XJ哥們兒開的燒烤攤，

一個賣臭豆腐和年糕的油炸攤，甚至還有一家做夜市大餅油條的。

在五花八門的美食麪前，一共只有六個鍋子，還只賣餛飩這一種食物的餛飩攤，自然光顧的人就會比較少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就跟錢阿婆混熟了。

八月的一個晚上，當我剛把鍋裡最後一個熱氣騰騰的餛飩吹涼的時候，就看到兩個身穿制服的城管從馬路對面朝這兒走了過來。

我不知道各位讀者們，看到“城管”二字的時候，第一印象是什麼？也許是蠻橫無理，也許是凶神惡煞，也許是一羣“該溜子”。總之我相信，十個答案裡邊總能有七八個是負面的。

當時的我也是一樣，一看城管來了，趕忙把餛飩一口塞進嘴裡，支支吾吾地對錢阿婆說道：“阿婆，城管來了，快跑！”

可錢阿婆卻一點兒也不慌張，淡定地說道：“來就來唄，沒事的。”

嚯，果然是久經沙場的老江湖了，這麼淡定。說話間，那二人就已經來到了天橋下面。

“小XJ，這把烤完把爐子滅了啊！”

“豆腐西施，關火關火！你看看你，把地上都薰成什麼樣了？！”

“老油條，別炸了，收攤！”

這哥倆吆五喝六地挨個兒訓斥了一遍，然後來到了錢阿婆的攤位上，其中一個城管伸手把板車下的煤氣爐一擰：“每次都得我來幫你關火，慣的！”

在城管的監督下，天橋下的小販們這才悻悻地收攤走人。唯有錢阿婆，依舊淡定地收拾着桌椅，一一架回到板車上，然後緩緩地推着板車離開了天橋。

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大娃和二娃時的情形，說實話，我對他們的第一印象不太好。

這大娃和二娃，並不是我根據他們的外貌而起的化名，而是他們自己的綽號。後來混熟了才知道，是因爲他們這個小隊正好有七個人，大娃是隊長，二娃是副隊長，所以才這麼起的名字。

如果真要我說，那個瘦瘦小小的大娃應該叫二娃，而那高高大大的二娃，才應該叫大娃纔對。

算了，我們不要在意他們的稱呼了，只要記住，這哥倆的長相，和他們的名字出入挺大的就行了。

當我第二次遇見他們的時候，哥倆已經脫下了制服，變成了“平民百姓”。

那天，二娃正有說有笑地坐在我經常坐的那個藍色方凳上，一邊吃着餛飩，一邊和大娃聊着天。在等餛飩的時候，我親眼看見二娃因爲講話太過激動，把餛飩屑都噴進了大娃的湯裡。但大娃並沒有發現，仍舊和二娃談笑風生。

由於錢阿婆的攤位上只有一張桌子，即使萬般不情願，我也只得乖乖端着砂鍋，坐到了二娃的對面。並且，我還下意識地把砂鍋朝自己的胸口拉了拉，試圖遠離二娃的“重炮”。

可能是我用手遮擋的舉動太過明顯，二娃似乎意識到了什麼，開始不再閒聊，默默吃起餛飩來。

“組撒（上海話方言，同“幹嘛”）？怎麼突然不說話了？”大娃感到一陣奇怪， 用手肘頂了頂二娃的胳膊。

二娃沒有說話，只是偷偷瞄了我一眼。我也不太好意思地把手放下，將頭埋得低了一些，三口兩口吃完了餛飩，匆匆離去。

之後再遇見他們的時候，這哥倆仍舊有說有笑地噴着餛飩屑。久而久之，我也習慣了，開始一邊吃飯，一邊跟他們互噴餛飩皮。

“你們不趕走這裡的小攤販，上頭不會找你們麻煩麼？”有一次，我們仨坐在一起吃餛飩的時候，我好奇地問道。

誰知，大娃竟然“撲哧”笑出了聲來：“這裡的東西便宜又實惠，我們一個月才掙幾個錢？要是趕走他們，我們吃什麼？”

“就是啊，”二娃也跟着附和道，“也就上頭要突擊檢查了，我們應付應付得了。這些人也得養家餬口，何苦爲難他們呢？”

哦，看來，這哥倆，還算是“有良心”的城管。

又有一次，我一邊翻着城管打人的新聞，一邊悄悄問道：“欸，你們城管是真允許隨便打人麼？”

“怎麼可能啊？！真當咱們地痞流氓啊！”二娃瞪大眼睛，把從嘴裡露出了半拉的餛飩皮又塞了回去。

大娃則慢條斯理地說道：“你要知道，不是所有擺攤頭的都跟這裡幾個一樣這麼拎得清的。有些小攤小販不配合工作，怎麼攆都攆不走。那上面要是來檢查不就要扣工資了麼？隊員一發急，就動粗了。打人的隊員，回到隊裡也要吃處分的。有些頭皮喬（上海話方言，意思大致同“自負、不聽話”）的，直接就開掉了。”